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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人马较少，财政政策以争取外援、休养生息为主，一般农民负担较轻。皖南事变前后，外援断绝、内需增加，中共的财政状况变得异常紧张，农民公粮负担急剧上升，社会矛盾凸显。对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倡导征粮调查，加强民主组织，合理分配各阶层农民公粮负担。另一方面，推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由此大大减轻了救国公粮的征收任务。
1937年，由于统一战线的确立，国共两党关系平稳，陕甘宁边区赢得了一段“争取外援，休养生息”的契机。国民政府发放军费相对及时，外援收入是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937年占百分之七十七点二；1938年占百分之五十一点六；1939年占百分之八十五点八。边区脱离生产的军政人员数量较少，不过三万人左右，需粮有限。因此，1937年和1938年边区征粮一万石，1939年征粮五万石。在征粮方式上，采取政治动员、自愿缴纳的办法，征募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一般农民负担较轻。不足部分，由政府向地富以官价购买或在西安、洛川采购。
自1940年始，由于国共两党关系逐步恶化，国民政府一再拖欠八路军、新四军军饷，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彻底停发，如何解决经费问题成为极为棘手的事情。除了开征新税种以外，主要是增加救国公粮的数量，1940年边区征粮九万石，1941年更是急剧增加到二十万石，占当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三。然而，这一时期，边区内部却出现了严重灾荒。1941年春夏，各县呈报灾情要求救济的告急文如雪片飞来。华池、安塞、志丹等县甚至出现“抢粮”风波，社会矛盾一触即发。显然，1941年是征粮最困难的一年，经过整年的干部动员，大家都疲惫了，有的征粮工作团除夕夜还在催收粮款。因此，1942年12月高干会议后，中共便开始着力通盘整顿边区政治、经济等系列问题。
开展征粮调查运动
开展征粮调查运动，加强民主组织。公粮负担既有重不重的问题，也有公不公的问题，大多数农民都怀有“不怕重只怕不公”的心理，“公平”是农民的基本要求。1942年以后，陕甘宁边区的征粮机制改变了过去劝募动员方式，开始实行普遍调查，按条例累进征收，合理调剂各阶层农民负担。与此同时，各级民主组织也逐步发展、健全起来，诸如征粮委员会、参议会等，实质都是引入民主的力量。1942年，吴堡县还创制了“村评议会”的形式，吴堡县委组织部部长韩文潮说：“‘村评议会’是由各村人民直接选举出来的，它就和村庄人民有血肉联系，它不是如一般人所了解的那样，简单地只是起了评村庄的人民是否实报的消极作用，重要的是它起了宣传和推动人民‘实报’及在‘征收’积极推动与组织作用。”1942年以后，调查和评议的结合，使边区各阶层农民负担更加公平合理，推动了抗日各阶级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
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是为了解决“鱼大塘小”的矛盾。陕甘宁边区1941年征收救国公粮二十万石，虽然边区人民负担极重，但机关部队仍出现物资匮乏、衣食缺乏的情况，边区产生了“鱼大塘小”的矛盾。早在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李鼎铭等人就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即“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1942年高干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精兵简政与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关系极大。”号召全党严格推行精兵简政工作。到1944年1月精兵简政运动结束时，边区政府津贴的机关单位从三十五个减少到二十二个，边区一级政府部门减少了四分之一，分区和县级政府部门从八至九个减为四至五个，由此极大地减轻了农民所给养的兵力数量。从1942年起，救国公粮任务开始下降，直至抗战结束，每年基本稳定在十六万石左右。
发展生产
事实表明，生硬地提高征粮数字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边区的财政困难，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毛泽东指出：“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经济发展，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所以，全边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42年，边区部队粮食基本实现自给，1944年开始向政府上交公粮。据统计，边区1944年收的公粮比1940年减少了一千八百万磅。当然，大生产运动不仅仅是治理经济危机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有强大的政治效应，在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爱泼斯坦说：“随着战争的进展，地方征粮逐渐减少了。人民看到，政府要求他们多生产，并不是为了养活更多的寄生虫。在过去的封建时期，在农民的思想上，政府的含义只不过是养活寄生虫。现在这个观念变了。”应当说，大生产运动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优良形象。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二十六个县、一百多万人口，支持了伟大的抗日战争走向胜利。今年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回忆峥嵘“税”月，既为呈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延安精神，也为时刻铭记供养战争胜利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