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总结学习历史经验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中央苏区时期，党和红军极为重视通过纪律教育来实现守纪自觉，为此后党的纪律教育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中央苏区纪律教育的历史实践中总结宝贵经验和启示，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党纪学习教育的目标要求，推动党纪学习教育取得更为显著的成效。

组织集中培训，掌握党纪内容

集中培训是普及纪律知识、强化纪律意识的直接途径。中央苏区时期，党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等干部培训学校，在县、区、乡举办各类专题培训班，将纪律教育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颁布的第六号命令《政府工作人员要加紧学习》强调：“用中央所发的训令、通令、法令、条例等及《红色中华》为教材。”同年，在红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新党员训练大纲》中，专门就党的纪律作出明确说明，以此加强新党员的教育。此外，各党支部开设流动训练班，每隔三天或五天上一次课，时间约两小时，学习内容包括党员须知、支部工作、查田运动、扩大红军等多个方面，党的纪律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基于党员文化水平较低的实际，授课采用问答和讨论方式，同时在课后组织测验并公布成绩，以此督促党员学习。

开展警示教育，绷紧纪律之弦

党和苏区政府非常重视发生在中央苏区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充分用好反面教材的教育警示功能。一是甄选典型案例，通过印发处分通报的形式供全党传阅，使广大党员干部从中得到警示和启发。二是进行群众审判和公开审判，发挥现场教育警示作用，对于违反纪律较轻的情况，举行群众审判会。1933年，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发布《对裁判工作的指示》，要求“解决任何案件，要多注意多数群众对于该案件的意见，在审判案件之先，必须广泛的贴出审判日期，使群众知道某日审判某某案件，吸引广大群众来参加旁听审判……引起群众对于裁判部的工作注意，多组织巡回法庭到出事地点去审判，以教育群众”。1934年，中央苏区最高法院在中央政府大礼堂对左祥云案举行公开审判大会。在四个多小时的公开审判过程中，左祥云的违纪违法细节得以详细披露，大会现场的党员干部接受了一场生动的警示教育。

强化政治领导，多种教育并举

中央苏区没有将纪律教育孤立进行，而是在政治建设统领下，与政治教育、理论教育、作风教育等多种教育内容、形态相结合，形成知纪遵纪守纪的互动和合力，达到绷紧纪律之弦、保持克己奉公的目标。1931年，《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指出，纪律是为巩固红军战斗力重要条件，红军的纪律“建筑在阶级利益上，须以自觉和相当监督精神维系之”；红军的纪律需要“每个战斗员在日常生活上养成坚忍的勇敢、团结的精神”。同年，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的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可见，通过政治教育来带动包括纪律教育在内的各项教育，是中央苏区时期教育的重要特征。

领导干部垂范，带动守纪自觉

在中央苏区，党员干部形成了优良的工作作风，特别是领导干部严于律己、带头示范，在言传与身教的结合中推进了纪律教育。中央苏区党员干部的好作风可以概括为“十带头”“四模范”，其中，“十带头”中的第二个“带头”就是“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具体来说，中央苏区对党员的纪律要求比普通群众要求严格，对领导干部的纪律要求比一般干部严格。1931年，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就“严紧党的纪律”作出专门部署：“一切违反苏维埃法律对于革命有损害行为的党员，必须比非党员工农分子受更严厉的革命纪律制裁。”

发挥党媒作用，强化舆论监督

党报党刊等党媒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同时也是对党员干部开展纪律教育的载体和平台，并对纪律教育实施监督。中央苏区时期发行的党报党刊有《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斗争》等，它们担负着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重要政策、决策及时宣传传达的使命，并在纪律教育中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红色中华》开设了“黑板”“红板”“反贪污浪费”等专栏，“黑板”专门抨击消极懈怠、纪律意识松弛的工作人员，“红板”则刊登遵纪守规、廉洁奉公的先进人物和事迹，“反贪腐浪费”专栏揭露违纪贪污案件。此外，《红星》开辟了“铁锤”与“自我批评”专栏，《青年实话》开辟了“轻骑队”专栏，《苏区工人》开辟有“批评与指导”“反对贪污腐化”专栏等。这些专栏在发挥强大舆论监督效用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强化着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

创新学习模式，提升教育实效

中央苏区从当时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实际出发，大量通俗形象、易于理解的标语和歌谣宣传党的纪律。例如，红四军曾在福建永定县坎市裕源店的墙壁上写下纪律歌：“红军纪律最严明，要护工农们……三条纪律，八项注意，大家照此行。”这一歌曲在中央苏区广为传唱，既向群众宣传党的纪律，又教育党员干部遵守纪律。除了形式创新，中央苏区还重视开辟新的学习场地、营造好的学习氛围。1933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发出第二号训令《关于建立和健全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分别以师和连为单位设立俱乐部、列宁室，作为党员干部学习场所，并配有各类学习读本，其中，党纪党规既是党员干部读书看报的重要内容，也是讨论学习的主要专题。为了强化廉政纪律，编委会利用读报班等形式专门编辑了一些关于廉政纪律的正面典型和反面案例，对红军干部和战士开展专门的纪律教育。

中央苏区局部执政的实践经验为我们开展好党纪学习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是通过学纪、知纪达到明纪、守纪。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纪律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照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文本逐条逐目消化理解，弄清楚党的纪律规矩是什么，将党纪了然于胸，明晰作为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二是将党纪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从讲政治的高度认真贯彻落实。要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主要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履行主体责任，带头学习，以表率和示范推动党纪学习取得实效。三是重视学习内容的融会贯通和学习方法的综合运用，将党纪教育与党性教育有机融合。要运用警示教育、案例教学等多种学习模式增强党员学习的深刻性、生动性。四是充分发挥媒体的载体和监督功能。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与网站、微博、公众号等新媒体要发挥各自优势，通过现代视听感受和技术手段提升传播效果，发挥好党员党纪教育平台载体的功能。同时，要紧跟党纪教育学习进程，发挥好舆论监督职能。

（作者均系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副教授）